柬埔寨去金边机场的大道上，中国大唐集团买下了巨幅广告位：“提供清洁电力，点亮美好生活”。

但柬埔寨当地村民对水坝的反对并不逊于泰国，并因此产生了对中国的不满情绪。

柬埔寨上丁省的村民激烈地抗议一座即将修建的大坝——塞桑河下游二号大坝（Lower Sesan 2，塞桑河亦为湄公河重要支流，http://news.xinhuanet.com/world/2012-11/02/c_113592406.htm，http://china.caixin.com/2012-11-28/100466332.html）。Mean介绍，这座大坝本由越南公司100%出资建设，但因项目招致强烈批评，加上越南自身经济的问题，越南将所有前期投入缩为10%的股份，不再积极参与项目。中国公司和柬方进入，共同持有90%股权，具体比例未披露。

塞桑河下游二号大坝还未开工，村民们觉得上游大坝的负面影响已经太多。他们摆出朴素的证据：以往洪水每年一次，现在洪水次数增加，水量无法预期；河里鱼类数量显著减少；河水质量明显降低，有人患上皮肤病；水坝开闸闭闸，河水骤涨骤跌冲击河岸，导致河岸垮塌，无法再像以往一样种植蔬菜……而他们最恐惧的，是像泰国乌汶府的村民一样被大坝赶出家园  。

（塞桑河岸因水流骤涨骤跌垮塌的河岸。）

请告诉中国公司，我们不希望他们来建这样一座大坝，村民们说。中国政府为何要支持这种项目？他们知道六个村庄要被迫动迁吗？为什么中国、柬埔寨、越南政府要合作建这种项目，他们明明知道大坝建成后村民的生活会很可怜？

“可能他们只看到钱，毫不关心大坝的受害者，因为这些受害者不是中国人。”一个村民说。此次泰老柬之行中，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听到温和友好的东南亚村民措辞如此怨恨尖刻。我的同座队员们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压力，日本、韩国先后也有过同样的事迹——中国只是个后来者。

接触非洲报道之前，我有个不成熟的观点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如果先生背叛了婚姻，太太的治本之道不是去打击一个个外遇，而是和先生解决婚姻中的问题，或者干脆换一位。同样，如果一国政治让外邦有可乘之机，治本之道是改善国内政治，而不应去谴责套利者。

我在柬埔寨，又看到了非洲类似的情形：一国国内政治不能公正透明，民众往往会迁怒于国际投资者甚至国际项目中的合作方。尤其在政府或党派高度集权，经济不发达的国家，民众更倾向于认为，贪婪的外国投资者，利用、配合甚至怂恿政客的腐败，使自下而上的进步难上加难。在这种民意所指和道德困境中，外国公司很难使用技术性或协助性角色的辩解去开脱自身。

（村里的竞选广告）

赛桑大坝就是一例。村民认为，这是柬埔寨国内行政不规范的产物。虽然这座大坝“2004年起进行环境评估”，但执行过程远非毫无瑕疵。他们愤怒地说，省长到村里民调时问“谁不同意建坝？”村民们全部举手。但在其后的电视新闻中，村民们惊讶地发现，省长的问题被替换成“谁同意建坝？”，村民全部举手的镜头配在其后。

信息的不对等不透明，也引起极大不满。即使在这与村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水坝项目中，村民也是最后一个获得信息的人。几乎没有有效的信息公开途径，文盲比例很高的村民除了求助上门的NGO之外，无法了解自己的命运。塞桑河下游二号长期以来一直只是个传言，直到越方相关人员到村里开展初期测量，村民们才确切地得知这一项目的存在。

我们询问村民未来有何方法可以改进信息获取。“我们已经告诉了河神，求河神保佑。”他们说。

我问Toshi：建坝决定是柬埔寨政府作出的；中国公司无论提供融资或工程承包，都不具有项目的决定权；为什么要责备中国？

Toshi吃惊地看着我，楞了一会儿后，他说：你是这样想的？每个国家都想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形象。与其事后弥补，不如一开始就负起责任，因为弥补一个负面形象的代价要高昂得多。

在他看来，每个在国际格局中崛起的国家都要经历类似的过程，那就是学习承担与其国际地位相称的义务，和树立与其国际地位相称的形象。而中国现阶段的问题并不特殊。

不通英文的游客冲向全世界狂购，走到哪里都吵吵嚷嚷，拿着相机对别人狂拍，你以为只是中国人的问题？Toshi说，不，三十年前的日本人也受到同样的指责，而中国人同样也会进步。

在二三十年前，日本政府在提供国际援助时，以及日本企业走向海外时，同样没有把当地民间社会的声音及环境问题纳入考虑。日本NGO首先与日本财政部沟通（后者在亚洲开发银行是最大的出资国，因此有较高的投票权），促使亚行认识湄公河流域环境问题的重要性。亚行曾是包括1994年老挝南屯大坝（其建造主要为向泰国出口水电，http://www.internationalrivers.org/campaigns/theun-hinboun-dam-and-expansion-project）等项目的技术支持者和主要融资方，但如今，亚行已显著减少了对湄公河干支流建坝工程的参与。在亚行4月出版的《环境运行指引2013-2020》（http://www.adb.org/sites/default/files/eod-2013-2020_0.pdf）中，多次提到湄公河流域，以及对气候变化、移民成本和民生转型适应性的评估。后来，日本NGO还推动日本国际协力银行（JBIC，原日本进出口银行）在向日本企业海外经营活动提供贷款时，也建立相应的环境指引（http://www.jbic.go.jp/en/about/environment/index.html），这减少了私营企业为追求项目利润罔顾当地环境后果的可能性。

除此之外，1997年以来，日本财政部已建立和5-10家NGO定期会商的机制，每年举行三次，双方提前十天互相知会议题，进行准备。

“起初，我们冲对方叫喊，NGO阵营也有人对这种沟通的效果表示怀疑。但现在大家对这种沟通机制都有了信心，双方互相认真倾听，交换意见。”Toshi说。

（近年来，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开始引入一些贷款的环保评估框架，http://www.eximbank.gov.cn/gonggaoarticle/notice/201101/11151_1.html，但视其时间而言，可能还在探索期。）

我说，退一步说，即使中国公司不参与，其它国家一样会做，事情的关键难道不在柬埔寨政府？

Toshi解释道，事情的关键确实在于柬埔寨政府的考虑。但金融危机之后，有能力支持这种项目的国家已经屈指可数，因此现在的形势下，外国融资方的态度实际上有决定性的影响。

他感叹道，由于介入力量的国际化，湄公河流域的坝争越变越复杂。日本NGO完成了游说日本政府及银行的任务之后，韩国资金和企业来了。韩国NGO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之后——中国资金和企业来了。

“有意思的是，在曾经的一个案例中，亚行和世行准备给项目融资。我们在和他们谈判的过程中，世行官员说，你确定要阻止我们吗？因为如果我们不干，中国会来，恐怕情况更糟，因为他们执行的环境标准更低。我们通过自己的渠道调查，发现中国公司真的对这个项目有兴趣。于是那一次，我们放弃了游说。”

（中国公司在塞桑河钻探采样后的遗留物）

走访中我们还发现，土地问题可能会成为一个中长期的摩擦隐患。以往柬埔寨人少地多，农民几乎找到空地便可自由迁徙。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，土地的重要性变得突出。

村民们认为，村里人口增长迅速，未来必然需要更多的土地作为生活来源。政府的各项开发和优惠外国种植公司的土地租赁（据称有些可长达99年，且很容易续约），长期看来就是在和柬埔寨农民争地。在柬埔寨。农民自己开荒的耕地，相当一部分并未获得合法的土地证。柬埔寨政府将这些土地授权给外国种植公司（常常是种植橡胶和漆树，其中不乏中国公司）后，就转变为外国公司和村民之间的矛盾。

我问村民们为何没有土地的合法权证，村民们回答说，柬埔寨自古以来几乎从未有过土地证，都是在地头设路标供邻里识别。而内战激烈，政府更迭频繁，更使得他们无法获得土地权证。一些政府派来的测量人员，因为不能获得村民认可，直接被抵制或忽略。直到近年来面向外国公司的土地租赁兴起，确权一事才真正严肃起来，同时矛盾也急遽尖锐化。

（柬埔寨近年来人口变化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