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界已经无法阻挡福建人了，我们有幸亲眼见证新吉卜赛人的诞生。在21世纪，福建人集体用脚步丈量了世界。

当然不只是福建人，但主要是福建人。我觉得在美国，上海人、广东人和福建人共同定义着中国人；南非，台湾和福建人很多；赞比亚主要是江西人，因为当年分省援建时赞比亚对口江西；在肯尼亚，主要是福建人和东北人，原本对口的四川建筑公司，其压倒性优势居然被中国武夷取代。

但在国际上做着游商的，主要都是福建人。一个帮他们代办过签证的朋友说，肯尼亚的福建游商团来自莆田，大约有200人。他们护照上的签证密密麻麻，什么国家都有，足以令一个自负的环球旅行家也叹为观止。旅行家眼中惟有风光，福建人却深入穷乡僻壤，后街背巷，与当地人发生着最密切的经济关系。

他们往往以村为组织单位，抱团出发，到当地便三三两两分散到各个村里。他们的脚步遍及东南亚和非洲，似乎没有固定路线：越南也去得，迪拜也去得，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安哥拉索马里都去得。他们具体要卖什么，似乎并也无计划，很多时候是从当地的中国批发商手中进货，然后深入农村赚取批零差价。他们也并不光是卖东西，听说在越南，有女人傍上了当地的有钱男人，挣一点，要一点。

他们去到肯尼亚的蒙巴萨，不为欣赏那美丽古老的海滨小城，瞻仰斯瓦希里人和斯瓦希里语的起源地，或西方殖民者最初登陆的港口——他们去挨家挨户敲门，卖山寨机。我深信，未来有一天，他们一定会到南极向企鹅兜售鱼罐头。最嚣张的时候，连首都内罗毕街头都是中国小贩。

“他们三四个人一起在街上走，拦住我问诺基亚手机要不要。我说谢谢，我有一个手机了。他们就拦住下一个人。”内罗毕一个市民说。

对于中国和非洲而言，福建人是他们共同的头疼。在失业率往往高达百分之四五十的非洲国家，不碰零售是最重要的潜规则之一。

非洲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常常有两个问题，一是逆差巨大，二是即便平衡，非洲出口也主要由石油或矿产构成。这种不平衡及不可持续性，给非洲国家带来巨大的不安全感。研讨会上经常是这样的情形——非洲代表问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多进口一些？”中国代表答：“没问题，你们还有什么？”然后非洲代表沉默了。在南非等国家，中国的出口甚至早就引起较大民愤，人们指责便宜的中国产品击垮了本土工业，要求领导层打击限制中国产品的对非洲出口。

如果说贸易是非洲人的敏感问题，那么零售则是禁忌。

 “我老实告诉你你们中国人的主要问题：你们太贪婪。在肯尼亚，外国人做零售不违法，但是很过分。非洲人一看到中国厂家不仅出口产品，还霸占了销售，就觉得你们连一点机会都不留给我们。你们知道这里找工作有多难吗？如果穷人们还有机会批点东西来卖，也许就可以支持一家老小。你们，把零售做到了乡下！你们占据了链条上的每一环，我们还靠什么发展？”Zach虽然和中国有很多贸易往来，也很喜欢中国，但他毫不嘴软。

其实不到非洲，中国人很难看到国内竞争环境有多激烈，多冷酷。从小到大，我都觉得忧患和淘汰是天经地义。在规则之下，市场应当公平，你做不过我，你就淘汰，有什么不对？

日本车垄断了整个非洲市场，我说。

他们不做销售，所有销售商都是非洲人。

几乎所有的印巴人都在做零售。

“他们比你们早几百年就来了。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。”Zach答道。

非洲很难见到日本人，非洲人感觉不到直接的威胁；经过世代定居，印巴人已经是非洲的自己人；而中国人在非洲，总是思乡情重，难以真正交友扎根，这也是中国人常遭非洲人非议的一点——拒绝融入。有时候，这简直是一个恶性循环。

肯尼亚人把拿着旅游签证，实际做手机零售的中国人一并叫做“中国背包客”（Chinese backpackers），这和传统背包客有点混淆。中国批发商人则把他们叫做“跑街的”（Street hawkers）。

今年八月，肯尼亚发生了一次反对卖手机的中国游商的游行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。“我觉得这挺好的。周边国家早就开始反对中国人了。这是肯尼亚排华情绪的开始。”一位肯尼亚妇女说。

很多中国人甚至也讨厌福建游商。从事光鲜行当的国企和私企都想要树立正面的市场形象，以减少进入非洲的阻力，被当地接受。而福建游商所行恰恰与他们背道而驰。

民愤发酵使事态在年中发展到了极端。除了游行，三个福建游商，李梅莺，Chen Haizong和Chen Haiying，7月27日因为卖假手机在肯尼亚北部的Isolo被捕。据当地媒体报道，这三人在村里卖假诺基亚，村民发现后追上去，但他们拒不退钱，最终被警察抓获。

据当地媒体报道，庭审本定于7月30日举行，但因为根本找不到翻译，只好延期到8月底。他们请不起律师，便直接认罪，请求轻判。在听到判决后，一名被告当场昏倒。因为交不起650万先令的罚金，他们必须入狱服刑三年。

据当地中国人说，被捕的有八个，最后判刑的是三个。我不太相信“中国人在非洲坐牢就很难活着出去”的传言，但因为在南非探过看守所（《中国劳工泪》http://shenhu.blog.caixin.com/archives/25440），我相信坐牢会更惨。一位探过监的朋友说，他们身上被虫子咬得满是包。

在肯尼亚的几天，我一直试图去探监，但正式申请几乎完全没有可能。朋友告诉我，可以给个几千先令搞定。但新闻采访不能靠行贿完成，所以我最终不能成行。

其实对他们来说，坐牢不一定是惟一的选择，罚金也不算巨额，只是国内直系亲属不知道为何都不愿交罚款。同乡的游商团因为自身也面临风险，已经跑到其它国家，不再设法搭救。当我到内罗毕的时候，中国游商已经几乎消失了。

我不太理解，如果我家人在国外要落监，恐怕砸锅卖铁也得先把他弄出来再说。但听中间人说，福建那边的态度冷漠得近乎无情：爱怎么办怎么办吧，大不了我再找一个老婆/老公。

我很想和他们的家属聊聊，但中间人传过来的话是：“能把人弄出来吗？不能就不聊。”

朋友私下说：“你说南方人怎么这么冷酷呢？”

我也很难想象他们的生活态度，只知道福建各地都有许多侨乡，那里的人们有着外出讨生活的习惯，也许一去不返。也许他们认为他们的根还在当地，但究竟“根”对他们意味着什么，我不知道。

在我临走的前两天，好消息终于传来：国内某方面筹足了55万人民币的罚款，这三人终于出狱并被遣返。

但这三人入狱前留下的两件行李还留在我的朋友家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置。

“这是警察送来的，我从没打开过。”他说。“既然你在这里，你就替他们看一看，看如何处置吧。”

李梅莺的包捆得好好的，还黑笔写上了自己的名字，看上去她是个很细致的女孩。另一个行李箱，我们打开了，所有者好像也是个女生。我看到了一把牙刷，几件衣服，几个衣架，几双鞋，香皂，药品，一包冒牌卫生巾和一个高压锅的压力圈。

靠着这一小箱子东西，一年里的48个星期，她从一个国家颠波到另一个国家，做着可能违法的小生意。听说连哄带着骗，卖假手机的利润非常高，一个星期能挣到一万人民币。一旦挣到了钱，他们就汇回贫困的家乡去，自己继续前行。过年前后，她有4个星期可以回到家乡休息。20万的罚款对这个女孩来说，就相当于今年半年白跑了。

“我们还是关上吧，也许有一天他们会亲自来拿的。”我对朋友说，心里有点为这个女孩高兴：今年，她终于可以早点回家过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