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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界已经无法阻挡福建人了,我们有幸亲眼见证新吉卜赛人的诞生。在21世纪,福建人集体用脚步丈量了世界。

当然不只是福建人,但主要是福建人。我觉得在美国,上海人、广东人和福建人共同定义着中国人;南非,台湾和福建人很多;赞比亚主要是江西人,因为当年分省援建时赞比亚对口江西;在肯尼亚,主要是福建人和东北人,原本对口的四川建筑公司,其压倒性优势居然被中国武夷取代。

但在国际上做着游商的,主要都是福建人。一个帮他们代办过签证的朋友说,肯尼亚的福建游商团来自莆田,大约有200人。他们护照上的签证密密麻麻,什么国家都有,足以令一个自负的环球旅行家也叹为观止。旅行家眼中惟有风光,福建人却深入穷乡僻壤,后街背巷,与当地人发生着最密切的经济关系。

他们往往以村为组织单位,抱团出发,到当地便三三两两分散到各个村里。他们的脚步遍及东南亚和非洲,似乎没有固定路线:越南也去得,迪拜也去得,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安哥拉索马里都去得。他们具体要卖什么,似乎并也无计划,很多时候是从当地的中国批发商手中进货,然后深入农村赚取批零差价。他们也并不光是卖东西,听说在越南,有女人傍上了当地的有钱男人,挣一点,要一点。

他们去到肯尼亚的蒙巴萨,不为欣赏那美丽古老的海滨小城,瞻仰斯瓦希里人和斯瓦希里语的起源地,或西方殖民者最初登陆的港口——他们去挨家挨户敲门,卖山寨机。我深信,未来有一天,他们一定会到南极向企鹅兜售鱼罐头。最嚣张的时候,连首都内罗毕街头都是中国小贩。

“他们三四个人一起在街上走,拦住我问诺基亚手机要不要。我说谢谢,我有一个手机了。他们就拦住下一个人。”内罗毕一个市民说。

对于中国和非洲而言,福建人是他们共同的头疼。在失业率往往高达百分之四五十的非洲国家,不碰零售是最重要的潜规则之一。

非洲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常常有两个问题,一是逆差巨大,二是即便平衡,非洲出口也主要由石油或矿产构成。这种不平衡及不可持续性,给非洲国家带来巨大的不安全感。研讨会上经常是这样的情形——非洲代表问:“你们为什么不多进口一些?”中国代表答:“没问题,你们还有什么?”然后非洲代表沉默了。在南非等国家,中国的出口甚至早就引起较大民愤,人们指责便宜的中国产品击垮了本土工业,要求领导层打击限制中国产品的对非洲出口。

如果说贸易是非洲人的敏感问题,那么零售则是禁忌。

 “我老实告诉你你们中国人的主要问题:你们太贪婪。在肯尼亚,外国人做零售不违法,但是很过分。非洲人一看到中国厂家不仅出口产品,还霸占了销售,就觉得你们连一点机会都不留给我们。你们知道这里找工作有多难吗?如果穷人们还有机会批点东西来卖,也许就可以支持一家老小。你们,把零售做到了乡下!你们占据了链条上的每一环,我们还靠什么发展?”Zach虽然和中国有很多贸易往来,也很喜欢中国,但他毫不嘴软。

其实不到非洲,中国人很难看到国内竞争环境有多激烈,多冷酷。从小到大,我都觉得忧患和淘汰是天经地义。在规则之下,市场应当公平,你做不过我,你就淘汰,有什么不对?

日本车垄断了整个非洲市场,我说。

他们不做销售,所有销售商都是非洲人。

几乎所有的印巴人都在做零售。

“他们比你们早几百年就来了。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。”Zach答道。

非洲很难见到日本人,非洲人感觉不到直接的威胁;经过世代定居,印巴人已经是非洲的自己人;而中国人在非洲,总是思乡情重,难以真正交友扎根,这也是中国人常遭非洲人非议的一点——拒绝融入。有时候,这简直是一个恶性循环。

肯尼亚人把拿着旅游签证,实际做手机零售的中国人一并叫做“中国背包客”(Chinese backpackers),这和传统背包客有点混淆。中国批发商人则把他们叫做“跑街的”(Street hawkers)。

今年八月,肯尼亚发生了一次反对卖手机的中国游商的游行,有史以来的第一次。“我觉得这挺好的。周边国家早就开始反对中国人了。这是肯尼亚排华情绪的开始。”一位肯尼亚妇女说。

很多中国人甚至也讨厌福建游商。从事光鲜行当的国企和私企都想要树立正面的市场形象,以减少进入非洲的阻力,被当地接受。而福建游商所行恰恰与他们背道而驰。

民愤发酵使事态在年中发展到了极端。除了游行,三个福建游商,李梅莺,Chen Haizong和Chen Haiying,7月27日因为卖假手机在肯尼亚北部的Isolo被捕。据当地媒体报道,这三人在村里卖假诺基亚,村民发现后追上去,但他们拒不退钱,最终被警察抓获。

据当地媒体报道,庭审本定于7月30日举行,但因为根本找不到翻译,只好延期到8月底。他们请不起律师,便直接认罪,请求轻判。在听到判决后,一名被告当场昏倒。因为交不起650万先令的罚金,他们必须入狱服刑三年。

据当地中国人说,被捕的有八个,最后判刑的是三个。我不太相信“中国人在非洲坐牢就很难活着出去”的传言,但因为在南非探过看守所(《中国劳工泪》http://shenhu.blog.caixin.com/archives/25440),我相信坐牢会更惨。一位探过监的朋友说,他们身上被虫子咬得满是包。

在肯尼亚的几天,我一直试图去探监,但正式申请几乎完全没有可能。朋友告诉我,可以给个几千先令搞定。但新闻采访不能靠行贿完成,所以我最终不能成行。

其实对他们来说,坐牢不一定是惟一的选择,罚金也不算巨额,只是国内直系亲属不知道为何都不愿交罚款。同乡的游商团因为自身也面临风险,已经跑到其它国家,不再设法搭救。当我到内罗毕的时候,中国游商已经几乎消失了。

我不太理解,如果我家人在国外要落监,恐怕砸锅卖铁也得先把他弄出来再说。但听中间人说,福建那边的态度冷漠得近乎无情:爱怎么办怎么办吧,大不了我再找一个老婆/老公。

我很想和他们的家属聊聊,但中间人传过来的话是:“能把人弄出来吗?不能就不聊。”

朋友私下说:“你说南方人怎么这么冷酷呢?”

我也很难想象他们的生活态度,只知道福建各地都有许多侨乡,那里的人们有着外出讨生活的习惯,也许一去不返。也许他们认为他们的根还在当地,但究竟“根”对他们意味着什么,我不知道。

在我临走的前两天,好消息终于传来:国内某方面筹足了55万人民币的罚款,这三人终于出狱并被遣返。

但这三人入狱前留下的两件行李还留在我的朋友家,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置。

“这是警察送来的,我从没打开过。”他说。“既然你在这里,你就替他们看一看,看如何处置吧。”

李梅莺的包捆得好好的,还黑笔写上了自己的名字,看上去她是个很细致的女孩。另一个行李箱,我们打开了,所有者好像也是个女生。我看到了一把牙刷,几件衣服,几个衣架,几双鞋,香皂,药品,一包冒牌卫生巾和一个高压锅的压力圈。

靠着这一小箱子东西,一年里的48个星期,她从一个国家颠波到另一个国家,做着可能违法的小生意。听说连哄带着骗,卖假手机的利润非常高,一个星期能挣到一万人民币。一旦挣到了钱,他们就汇回贫困的家乡去,自己继续前行。过年前后,她有4个星期可以回到家乡休息。20万的罚款对这个女孩来说,就相当于今年半年白跑了。

“我们还是关上吧,也许有一天他们会亲自来拿的。”我对朋友说,心里有点为这个女孩高兴:今年,她终于可以早点回家过年了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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