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一个二级城市的街头，或在北京大望桥南的东郊市场，看到这么一家小店，你都不会觉得陌生：靠近门口收银台是廉价花哨的电子表，还密密麻麻陈列着几块钱一副的耳环。小店的纵深大概三十多平，店主站在收音机后面的高台上，一边机械地完成收银动作，一边监视着店里的动静。往往还有一个雇工，如影随形地跟着你，监控和客服功能兼俱。

但我们在离开普敦50公里的小城Stellenbosch看到这样一个小店的时候，着实眼熟到吃了一惊。

Stellenbosch是一个风光优美的小镇，以葡萄酒和大学城闻名。听说有些酒庄和酒厂是中国人投资的，我们很想去拜访。查询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传说中和中国人合伙做生意的酒庄主人Albert Bredell。但他澄清说，他并没有和中国人合伙做生意，只是把酒庄一半的土地卖给了一个叫Tony Lan的中国人，从此再无联系。据他说，Lan也并不在Stellenbosch常住，而是满非洲转悠。果然，经过毫无结果的漫长询问，其他人并不知道一个经营酒庄的中国人的存在，我们对Lan的搜寻只好无果而终。

不过，在肯德基买午饭时，又有意外发现。在我身旁等外带的黑人Ail（发音是阿里）问我来自哪儿，并说他的合伙人是个北京女人。他们一起开了两个店，一个卖衣服，一个卖手机。

这真叫我大吃一惊。我问他，这个镇上的中国人有多少。

“几百个。”Ail说。“这边的5元店都是中国人开的。”

他带我去了一个5元店，20多岁的中国小伙子从收银机后头露出微笑。

Stellenbosch中国人的实际数量，没有人能确切说清楚。本地司机的估计要少一点，他说大约有100人。

“是的，有个北京女人。我数得出来的有8个家庭，其中一个是我的教友。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从香港还是台湾来的，他们在大学里任教，是知识分子，也是唯一一家从事高级工作的人，其它家庭都在做小生意，比如5元店。”

“什么？有8个中国家庭在这里？他们都躲在哪儿呢！”教授Swen和他的助理Sanna大吃一惊。他们扳着指头仔细数了半天，能够确定的只有3个餐馆和2个5元店。

5元店是这个小镇上的热门话题。尽管Swen教授不是很确定自己是否有个中国同事，但所有人都很确定：镇上中国人开5元店。

我们来到了第二家5元店。不论它的名字叫做 “啊呀呀”、“五元店”还是“5Rand Shop”，你远远就能认出它来。从布局到供应毫无二致，整个铺子都是像飞屋一般，从东郊市场拔地而起，环游到了南半球。小店品类之盛，从水盆抹布指甲剪，到遥控口红假睫毛，一应俱全。

店主是一对夫妇，分别来自北方和福建福清，看上去三十多岁，不怎么和本地人搭话。

他们有个三岁的儿子。据他们说，儿子不怎么爱和黄皮肤的亚洲人搭话，倒是挺爱搭理外国人。

黄皮肤，黑皮肤，异乡故乡，我猜测，在店主和儿子的心目中，已经产生了少许倒错。

夫妇俩还在为儿子的教育问题激烈斗争。送回国接受传统教育，就面临着骨肉分离；在这里上学，夫妇俩又嫌“他们小学就用计算器算数”。

“将来肯定是要回去的。”店主毫不犹豫地说。“在这里就是挣钱。挣完钱就回去。北京竞争太激烈了，不好赚钱。”

Swen教授说，所有一代移民起初都这么说，但第二代在何处接受教育是一个关键因素。第二代如果是在异乡接受教育，移民的可能性便会高出不少。

“就像在德国的土耳其人，他们开始也说，我们只是来赚钱，将来肯定要回去。”他说。

在来Stellenbosch之前，夫妇二人正是在东郊市场开店。店主说，他在北京待了20年。两人在此地虽如无根之木，却也并非随风飘落，先前老板娘的哥哥已在此地落脚多年，想必受了不少帮衬，现在两人也已经待了五六年了。

据店主说，这边生意非常好赚，他们还雇佣了一个黑人女孩帮忙看店。

你别小看这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甚至瞧不上眼的东西，在工业极其落后的南非，这就算是珍稀的舶来品。很多东西本地商店根本就没有，店主说。

“我喜欢中国店，他们有各种各样神奇的东西。”司机Randall说。“They can make everything out of nothing! Yes, fancy stuff, like plastic roses.”

图注：fancy stuff, 戴在手上会发光的指甲

Make everything out of nothing，妙手生花？多高的一个评价，用来形容中国制造的塑料玫瑰花。但我听到旁边一个中国人说，这一小包花要25Rand！扔在地上我都不会捡的，这简直就像我奶奶多年前从农贸市场买的，老化以后掉在地上！

我想起另一位对赞比亚做出口生意的中国人的话，“中国大马路上能捡到的、人都不要的一个皮带圈，在赞比亚就能卖200块钱。”

而对本地人来说，中国店有三个特色，一是出售各种神奇的进口商品，二是价格十分便宜，三是质量很好。两个南非人夸张地说，中国店里的商品是南非本土商店价格的十分之一，比印巴人的店还便宜。

在5元店里，我记下了部分商品的价格。比如一打黑色的发卡，在这里是5Rand，约等于4.5块人民币。在大望路口的地摊上，售价是2块人民币。质量普通的方形抹布，5Rand两块，遥控器38Rand，毛球玩具12Rand，打蛋器12Rand。

他的生意模式十分简单，赚的就是价差。他从南非打几个电话，或者自己回国一趟，从浙江义乌组织进货，货运十分快捷。运到南非后，贴上数倍价格的标签，币种一变，就坐等顾客盈门。

店主对这里的商业环境和利润水平都很满意。他说，每样在店里出售的东西，在这里卖，比起在国内卖，他至少多赚一倍。

也有针对5元店的抢劫的和盗窃，但店主似乎不认为这是个很大的危险。那些中国媒体都乱写，他说，天天说这里抢劫凶杀，根本没有这么严重。

这种5元店，或者依照媒体赋予的独特称谓，中国街角商店（Chinese cornershop），在开普敦等大城市并不多见，基本上都分布在大城市附近的Township。

司机和老太太告诉我们，在一些中国人多的地方，每两家商店里头就有一家中国人的店，其中有很多服装店或者五元店。

在大城市周边的诸多Township是南非的独特景象。不同于富人住三环穷人住通州，或是富人住卢湾穷人住闵行，township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后遗，是这个国家的伤疤。在Township里居住的黑人和有色人种，对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更有需求。

是的，在这里，你很少能看到科技发展带来的让人耳目一新的新鲜玩意儿。我所感觉到的，更多的是对因工业制品匮乏而产生的极大渴求，或者对扩大工业生产规模，降低高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生活成本的渴求。

但与极大渴求伴生的，又是十分敏感的民族感情。如果你以为你带着廉价商品不远万里来到南非，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，人们就感激地把你看作白求恩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
有人指责说，中国的5元店和本地低收入人群竞争，他们更缺乏保障、更需要工作，短期伤害了本地穷人的利益，长期伤害了襁褓内的本土工业。

我很喜欢中国产品，但我还没有想明白，我很矛盾，在南非的津巴布韦人塔普斯说。

“我买了Sony的耳机，不久就坏了，于是我又买了便宜的中国耳机，质量很好，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问题。”塔普斯说。不止是他，来南非不到一周，已有多人向我称赞过他们的中国耳机。

酒店的电工和我们的司机分别向我盛赞他们的中国电视机和DVD，但那些牌子我从未听过。

我来自伊利莎白港下面的一个城镇，在我小时候，我们那边就有一个中国人的店，57岁的Randall说。后来店主死了，但是他的孩子还在。我一点也不讨厌中国人，他们和我们相处得很好，他们理解我们的文化毫无问题，他们就是我们社区的一份子。

“我很喜欢我的教友。中国人让人感觉很舒服，我是那种见到外国人就告诉自己要有礼貌要显得友好的人，也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对外国人那么好。”另一个司机说。

个人感情上我不讨厌中国人，工会五十岁的老太太Elma说，但是说到进口，那是另一回事，我强烈反对中国的进口。

“你们和当地人有交往吗？还是只和中国人交往？”我们问5元店的店主。

“这要看个人。不过语言还是很麻烦，他们这边黑人说一种语言，有色人说一种语言，白人又说一种语言。不一样的。”老板娘说，一只眼睛还不忘看店。

我们离开5元店的时候，这对善良的夫妇极力劝阻我们前往约翰内斯堡，说在那边感觉非常害怕。当他们知道我们没有车的时候，又充满了同情。

“车，当然，那是必须的，刚来第一件事就要买车。否则你就要跟黑人一起挤Bus了。”老板娘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