采访地点居然在一个湘菜馆子附近。吃了好多天汉堡色拉以后，即便近视如我，也能隔了八百里就看见那威武的“湘”字，在肯尼亚的大太阳底下闪闪发光。

采访结束后，我直奔餐馆。餐馆有湖南老板娘两人，其中之一热情地问我想吃点什么？我难以决定，问题很多，她依然微笑不减，真是让我如见亲人。

一会儿，一个黑人女孩走过来倒茶，我道了声谢，抬头看见她的黑头发被编成无数小辫子，后面束成一个大马尾，前头一股抓起，染成金灿灿。黑人女性爱美，好多都喜欢编辫子。从约堡街头到内罗毕街头，理发店都打着编辫子的广告。普通一点的，编成小绺扎起来；有个性的，每一绺穿进去许多小钢环，盘成各种形状，或染成很多颜色，恨不得在头上折腾出一个热带雨林。辫子把每根头发咬得牢牢的，如长城八级风不倒，但是观众们看着那紧张得不能再紧张的头皮，感觉很疼。

“你的辫子是自己弄的，还是到理发店弄的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估计是新做的头发，女孩特别高兴有人注意到。她告诉我是理发店弄的，花了400先令（大约31块钱）。

我不禁心痒，想着要不也弄一个全面非洲本土化，就问她，“你觉得我这长度也能弄吗？”

她仔细看了看我的头发，说可以呀，没问题，你到理发店去，告诉他们就行。

我又有点犹豫：“得花不少时间吧？”

挺久的，看我这个，编了一个多小时呢，她说。

那我还是放弃算了，我惊讶地说。

女孩吃吃笑着走入柜台后面。

老板娘二出来了，她显然也注意到了女孩的头发。她简单而大声地说，“Hey, how much!”

女孩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抬起头不知所措。

老板娘说，“How much.”

这种提问方式在我看来，未免过于粗鲁，不过我猜老板娘并不太会说英文。在非洲的很多中国小生意人，即便来了多年，也只能说特别简单的英语，这种精简的表达方式很常见。

女孩反应过来了，面无表情地说，“400先令。”

老板娘二转过头去说，你看她还去弄这个头发。

老板娘一说，还染成金的，这好看吗。好多女的都弄。其实她头发又不难看，干嘛弄成这样。你说她们怎么就不明白自然的头发最好看。

老板娘二又问女孩，“The color.”

女孩低下头去回答说，“200先令。”

老板娘二转过头说，你看她花600先令弄这个头发。

老板娘一说，这点钱存着不好吗？挣点钱非要弄这个。

老板娘二说，好多人一弄就两个月不洗头呢，你说多脏啊，不会臭吗？

老板娘一说，肯定要臭。

老板娘二出去了。老板娘一坐了下来，女孩倒了杯热茶，小心地端给她。

“Hot water.”老板娘一头也不抬。

女孩又走过去，倒了一杯热水，问这个温度合适吗？

“Yes.”老板娘一接过水，走出去了。

大概有一刻钟，女孩很不开心。我忍不住走过去说，你觉得在这儿工作怎么样？

她勉强地笑了一下，说我不知道。

我问，薪水还行吗？

还行。

老板态度不好？

她忽然激动起来，问我：为什么中国人总是这个态度？为什么她们就不能尊重别人？

女孩显然不懂中文，在这一场有关她的对话中，只有四个单词是为她准备的。但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。

我说，她们在中国文化层次可能也并不是很高……（我本想说，但也许并无恶意。）

没想到女孩愤怒地打断我说：为什么这些文化层次不是很高的中国人，来非洲了就变得高高在上？

我说，她们也可能想和你交流，但语言能力不太够。

女孩低下了头，好像觉得我的解释没有说服力。我也觉得我没说圆，只好尴尬地走开，继续吃我的饭。

云南曲靖的厨师小伙子跑进来，把水杯放在吧台上，敲敲桌子。

我看明白了，这个动作是叫女孩给他倒水。他自始至终没看过她一眼，没说过一句字。她倒了水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把黑人服务员喊过去，让他给我送来一碟小菜。

临走的时候，老板娘一仔细地叮嘱我一定要和出租车司机还价：“他说700，你就说400试试。”曲靖厨师也跑出来热情地说，“你要是改天来，我可以直接开车送你回去呀。”

回到宾馆，我问宾馆服务员Jessie，你觉得肯尼亚的中国人怎么样？

她说，我曾经就在一家叫“双龙”的中餐馆工作。我们老板是个非常好的人，如果你有一点不舒服，她就会叫你赶紧回家休息。但老板的妹妹和厨师就极端傲慢粗鲁。厨师不太会说英语，我们还可以理解。老板的妹妹不仅会说很好的英语，还会说斯瓦希里语。她每天早上都要发火，她向每个员工大吼，当客人有投诉的时候，她甚至向我们的客人大吼。她动不动就对我们说，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在她手下就是个灾难，谁也不想在一个这样的地方上班，于是最后我们都走了，这家中餐馆正在衰落中。

你问我肯尼亚的中国人怎么样，我说这似乎是个两极。有些中国人特别好，有些中国人特别差。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傲慢？Jessie说，我觉得语言很重要，人品更重要。但是我知道，这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人，就像肯尼亚老板也有好有坏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