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《一个赞比亚劳工的账本》时，是想把它当做本期杂志稿的辅文。后来剑飞告我，杂志稿恐怕不能给那么多页码，我就把它贴到了博客上。

这千字小文的初衷，不是控诉中资企业在非洲压榨劳工，而是想展现一个非洲工人的月收支情况和生活状态。相信仅看数字，大家就能理解高失业率（接近50%）会压低工资，本土工业生产落后会造成各种价格高企（赞比亚没有出海口，非洲地广人稀，陆运价格昂贵。近80%的出口都是矿产，大部分工业产品都需要进口），人均寿命短（52年，世界排名207）、死亡率高（世界排名27）和高通货膨胀（10月份CPI8.7%，1968年1克瓦查相当于1.2美元，如今1美元相当于5000克瓦查）造就了个人几乎无存款、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文化。坦白说，中国企业抱怨大部分劳工效率低下、责任心不强、好逸恶劳、习惯于不劳而获，根据我们的观察，也是相当符合事实的。

成本7毛，工资3毛归你，售价2块，利润1块归我。爱干的来，不爱干的走。在中国，劳与资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，双方都觉得正常。企业长期以来在劳资关系中就处于绝对强势，老板不喜欢你，你就卷铺盖滚蛋。奇怪吗？不奇怪。

但撇开具体的个人生活和情感去做纸面算术，以此作为劳资谈判的唯一准绳，在赞比亚的商业环境中，却不一定奏效。这就是中资企业近期在赞困境的症结。为何当年将中国抬入联合国的全天候老朋友赞比亚，近年来突然出现指责中资的浪潮？企业的薪酬水平和程序并不违法，何以非法罢工会闹到连强势工会都难以调解的程度？何以矿工们坚决要求一次加薪400美元，而这个幅度即便在中国也是罕见的？既然有正式职业的人口仅占11%，为何工人们并不夹起尾巴工作，对领导唯命是从？为何大部分在赞中资企业都表示无法推行按劳计酬的制度？为何最大的罢工反而发生在比较守法、薪酬待遇比较高的中国企业？

为了理解这些用数字没法解释的问题，在过去一周内，我和同事一直在与基特韦地区矿企的负责人、矿企的华人员工和赞比亚员工、当地居民和企业家进行交谈，试图不带偏见地去聆听双方的意见。

理解非洲并不容易，这种心理冲突比我们预想的更加剧烈，甚至不愉快。在纽约和其它城市，我感觉几乎可以无缝地融入美国社会。可在这里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赞比亚人，都认为中国人是外国人，而且还是新来的外国人。中国人基本都有自己群居的营地，在基特韦，它是China House；在卢萨卡，它是千禧村。我问过许多不同年龄层次的中国人——他们在赞比亚居住从两个月到六七年不等——他们是否能和赞比亚人交上真正的朋友。他们的答案如出一辙：不能。

真是令人吃惊。中国人需要在一个地方长期经营，却始终无法与周遭环境相融。这对身处异乡的中国人来说，该是多么大的痛苦。一位高管说，他每天都在煎熬中。大部分饭局上，总是会谈到的共同话题，一定是非洲人和我们有多么不同。

中国人的心态既然如此，赞比亚工人丝毫没有共赢观念，觉得“你们的”企业在拿走“我们的”资源，“你们”在剥削“我们”，也就不奇怪。一位前高管说，一次工头指责矿工不好好干活，矿工反驳说：我为什么要那么快地把我们的铜矿挖给你们。

起初几天里，我们非常痛苦，因为自身也是从起早贪黑的农耕文化中、从资强劳弱的雇佣关系中浸淫出来的中国人。之后几天，越深入到细节，我们就开始能理解两方的诉求。

无论中国人还是非洲人，距离国际化都相当遥远。中国人的经营有显著的中国特色，而赞比亚人也并不都能接受国际的通行做法。在这块土地上，双方都急切地想要从国际化中获益，但主客都缺乏足够的准备。

而他们距离彼此甚至更加遥远。在采访中，企业和工人始终各执一词，双方都说了很多，但显然并不处于对话状态。我们不恰当地开玩笑说，这个文章的题目是不是该叫做“当全球最差雇员遇到全球最差雇主”。

让我们都承认，我们还没有开始互相理解，甚至还没有开始真正互相喜欢。

然而中国人已经来了，而且是大规模地来了。这个速度，相对于赞比亚的经济规模和赞比亚人的接受能力来说，确实是有点太快了。

大而言之，这个劳资纠纷的症结，其原因既有文化方面的，也有法制方面的，还有当下非常特殊的政治因素。我们的文章将于下周刊发，但寥寥数千字也是相当有限，如果就这么概括地写到稿子里，恐怕过于空泛，对理解毫无助益。幸好财新博客提供了一个没有字数限制的平台，我可以借助这个平台，啰里吧嗦地向大家展现事件的前因后果，帮助大家理解双方的立场。

如果单位允许，在今后一段时间内，我将以系列博客的形式，向大家介绍围绕这场劳资纠纷的具体情况。

这个案例，希望不仅有助于理解赞比亚的经商环境，更有助于思考我们的企业该如何国际化。毕竟，地球上大多数国家和我们是不同的，在他们的国度里，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不能，也不该成为孤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