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非有三个（或更多）阶层：白人、有色和黑人，地位依次递减。我和同事在开普敦的司机是白色带一点淡巧克力，他举止有礼，谈吐得当，于是我们默认他是白人。一天采访归来，我们闲聊，毫无顾忌地问他对黑人怎么看。结果他告诉我他是有色，而且情感上偏向黑人。我们觉得很尴尬。他说，他父亲是白人，母亲是黑人，（我觉得是“玩弄”过后吧）他那“高贵”的父亲从来不承认这个儿子。他从小就背负着他人包括自己父亲的歧视。童年时，他和社区的黑孩子一起上学（黑人社区把他当自己人对待），在公交站他的小伙伴被警察拦住，喝令走黑人入口（南非种族歧视时双方不得进入各自居住的领域，公共设施也有不同入口），但他因为被放了过去。那时他觉得很羞耻，感到自己背叛了自己的肤色，和共享这肤色的人们，但他又没有勇气对警察说我不是白人。他在歧视和仇恨中长大，成为一名从牧场收牛奶的卡车司机。

但时不时地，他能感受到一些白人的善意。比如白人牧场主一家，时常邀请他进屋喝咖啡。有一次，一个旁人发现他进屋，便叫他滚出去，因为这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，而且如果被举报，还可能给白人牧场主带来麻烦。他非常害怕，但白人牧场主却让他留下，叫那人闭嘴，说这是我的客人。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，白人牧场主又把专运权利授予他，支持他开始自己的生意，告诉他我的牛奶只让你来收，因为你是个好人。

后来他老了，有了自己的孩子、外孙。他现在是国大党开普敦某区域的负责人之一（算地区长老之一吧），为黑人争取更多平等而奋斗。那天他送完我们后，就要赶往地区总部讨论某个议案。他说他每天都写日记，现在还觉得那种屈辱历历在目，但他并不认为白人和黑人天然就有好坏之分。而他现在最大的困惑，是是否要将、以及怎样将历史告诉他的小孙子——

过去一定要过去，为了未来更和平友好，我们必须原谅。我是随时间死去的老人，未来属于儿孙。如果不告诉他，对我、对黑人、对历史都不公平——让过去成为他脑中的一片空白吗？如果告诉他我经历的一切，日记上每一天的屈辱，这是从小在他心中植下仇恨的种子吗？这种屈辱，精神上的轻贱、仇视和奴化，数百年来的屠杀、隔离、殖民，这种伤痛对下一代、下两代甚至下三代而言，恐怕都是难以愈合的。

他的孙子，他人的孙辈，如何去认识历史，形成怎样的态度，进而采取什么行动，都会影响到未来种族和国家的命运。他在种族洪流中为黑人投入地斗争过，面对小孙子，却突然感到迷惘。因为他处于历史交替的时刻，而他珍视自己作为个人的责任。

在非洲，我们遇到过用鼻孔说“噢，那些黑人，你晓得的，他们字都不识，无法教育！”的欧盟驻某国干事，她所在国欧洲人少到连风流韵事都无法发展，只好每年飞两次南非购物聊以安慰。我们遇到过眼射怒焰，说“他们必须补偿！”的黑人工会领袖。去年在南非时听说，因不满国家逐步收购土地分给黑人的补偿计划的进度，国大党青年联盟号召强行土地国有化。各处都传言，有黑人到白人的房子旁边说，将来我要这栋。（国大党青年联盟是一极端政治派系，其政治主张有时极端到不受国大党内部见容，却在现实中受到一些青年的狂热拥护。近日，青年联盟某地区领袖甚至涉嫌因政见不同杀害国大党该地区领导人http://world.people.com.cn/n/2012/0914/c1002-19013280.html，http://www.iol.co.za/news/crime-courts/anc-calls-for-harsh-sentence-1.1382498#.UFQmraQzDTQ）。

种种如此，列举不全，是为说明，普天之下无新事，因此有规律有镜鉴。面对和宽恕是痛苦而困难的，选择偏执、制造隔阂、利用仇恨却是容易的——尤其对有资源、有动机的人来说。我们所经历和面对的民族问题，岂不和南非所经历和面对的种族问题有几分相似？

令今日之我吃惊的是，大学时代我还曾幼稚地在血液中渴望一场战争。当我的朋友说“等打到台湾就把周杰伦喊到司令部来唱歌”时，我琢磨的是，我来自一普通家庭，社会分层日益固化，一度敞开的机会的入口封闭了，如没有一场天翻地覆的震荡，我将永远不能从13亿人中脱颖。我无法表现我自己的锋芒，就这样七八十年暗哑地，像机器一样，老死于众人之中。我梦见金戈铁马，梦见马革裹尸，我梦见历史金碧辉煌，而这辉煌中，有我——我融入了这金碧辉煌，作为主角——哪怕是阶段性的——不能是配角。想到李伯伯找团长当上红军，然后因为屁股大就挂了，我的心都不跳了。

因此我理解和同情那些砸店砸车的人，只盼他们有一天敞开视听。两个最简单的问题是：你你18个月前捐款的“日本朋友”，和今日的“小日本”，有没有不一样？政治家和普通人，有没有不一样？信息影响决策，记者的基本训练，是要知道，某一句话是谁在何时何地何因对谁说的。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，有个蒙面大喇叭从你降生开始，24小时从天幕中对你说话。你是如此习以为常，以至于从来没想过脑中的知识和态度从何而来。昨天我突发奇想，问会不会有人想起黄霑为乔峰写的“却笑他世人 枉要将汉胡路来限”呢？有个朋友反问，“你说的是大东亚共荣圈吗？”

但高兴的是，即使在这样致密的洗脑流程后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尊重、理解，去寻找更多的真相，独立判断，表达不一样的声音。

被恩准的游行我一次都没去过，将来也不会去。我不太关心无人居住的几平方公里的小岛，我更关心数百万平方公里上那些没有被恩准的人，他们的呐喊和哭泣在我耳边回响。我关心那些写不出来的故事。

近期钓鱼岛引发的一些情绪和事件，使我想起这位南非出租车司机。作为历史的受害者之一，他本可能变得极端，不必这样思想斗争，为未来作这微不足道的考虑，但他做了。我反思我所接受的教育中，有的是仇恨的系统灌输和强调（以及淡化一些东西，突出另一些东西），没有的是应当如何宽恕和化解?（大多数反思却来自武侠小说和电影中的“冤冤相报何时了”。）未有一课，老师曾引导我们讨论，正如Michael Sandel在《Justice：What's the Right Thing to Do》一书那样，从现实生活开始，进入前所未有的反思：对历史错责的追究和赔偿，到哪一代为止？那些受损的人怎么办？新生代怎么办？在这个维度上，什么是正义和公平？

更可疑的是，多少如我当年一样的青年们，他们对日本的仇恨，不仅是习得的，更是因为这个日益封闭和固化的社会，令他们感到毫无出路。仇恨，某些时候意味着绝望，以及丧失了爱的能力。仇日，其实是一种最安全的泄愤方式，也最容易被操纵和利用。昨日已死，明天最终是要来的，它怎样到来，取决于每个人的态度。

诚然，像开普敦出租车司机那样，思考并担负起个人那看似微小的历史责任，无法让你有财有名，没有黄金屋颜如玉军功章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同时，你也就不那么像个野兽或机器。因为勇敢者的游戏，不是金戈铁马，而是“看见世界的真相，并且去爱它”。